【 行业动态】环保公益诉讼有法难依，对建立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形成了严重的瓶颈因素。玻璃门之外，社会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却手无寸铁，只能刷刷标语喊喊口号；玻璃门之内，环保公益诉讼被法律所尊崇与规制，却不过是镜中花。 　　　　告别有法难依 民间环保组织拟获合法身份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日前，来自2014年广东省环保社会组织年会上的公开消息称，广东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省培育扶持300个环保社会组织，打造35个规模较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龙头组织，建立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 　　不容置疑的是，眼下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保形势。不久前，经济工作会议将环保问题上升至国家层面。应对环保困境，每一次努力都值得期待。此次广东提出的五年培育三百环保组织也是如此。 　　壮大环保社会组织，不仅契合了环保问题庞杂、专业、影响面广等特点，而且增加了公共管理的力量，为减轻包袱。在大力推广负面清单的背景下，哪些是该管的，哪些是可以退位的，职能部门应有精准的定位。让行政之手不再，腾出更多空间壮大社会组织，对增加社会自理能力，增强社会活力也有裨益。 　　小，大社会已是大势所趋。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环保事业更需简政放权，让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担责任。2015年1月1日起，新《环保法》将正式实施，该法将民间力量有序地纳入环境治理的机制中，设立了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为环保组织提供了公益诉讼的机遇。 　　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环保诉讼具有鲜明特点。首先，环保问题诉讼成本高、专业性强。单靠个人对抗污染主体，不仅面临取证难、耗时长、费用高等特点，而且和强大的污染主体相比，个人如蚍蜉撼树，胜诉率不高。 　　其次，环保事关公共利益，长期看绝非一人一地受害。过往无数例子证明，一条被污染的河流，或者一片被污染的土壤，牵涉到的利益群体是群体性的，也具有潜伏性（短期危害不明显），因而环保诉讼属于众益范畴。而若承担诉讼责任，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被拿来堵枪口，甚至成为民怨倾泻的对象，因此让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做好监督工作，更具可行性。 　　而需要指出的是，壮大环保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卸包袱。从目前来看，至少要做足两方面功夫。一方面，要对嗷嗷待哺的社会组织扶一把。目前法律规定具有提起诉讼权力的环保社会组织并不多，诉讼涉及鉴定费用高昂，不妨对参与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在资金上帮扶，这不仅能增强民众对公益诉讼的信心，而且也给社会组织注入了强心针；另一方面，要做好守夜人角色，监督好环保组织的履职能力。设立准入退出机制及相关考核标准，定时对环保组织来个详细大体检，剔除无所作为的组织，嘉奖有贡献的组织，促进环保事业蓬勃发展。 　　民间环保组织将有合法身份 　　 　　与此同时，提起耗时近3年、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并数易其稿的新环保法，中华环保联合会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感慨良多，民间环保组织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为这个期盼已久的合法身份，马勇等了多年。2012年8月，环保法修订一审时，公益诉讼未列入；2013年6月，二审稿规定，公益诉讼主体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2013年10月，三审稿限定为，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2014年4月，四审稿扩大到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 　　一波三折的背后，争论的焦点正是公益诉讼主体范围。对民间环保组织来说，‘合法’身份的获得一直是难题。这次诉讼主体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环保组织可以依法共同为改善环境‘并肩战斗’，届时将有数百家公益组织被纳入进来。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表示。 　　环境公益诉讼，即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由于我国对环境公益诉讼没有完备的机制，现实中环境公益诉讼常常遭遇意想不到的窘境。中华环保联合会是我国早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作为诉讼部部长，马勇去年和同事们在全国共提起8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没有一起被受理。 　　鉴于此，新环保法特别作出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新环保法的一大亮点，值得肯定。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也是激励公众参与环保的有效途径。改善环境仅靠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环境公益诉讼可以对非法排污或不力的企业、形成压力，对杜绝环境违法行为、保护环境是件好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委员信春鹰表示。 　　环保公益诉讼须打通玻璃门 　　之于环境污染，新环保法虽然规定了按日计罚的重罚条款，但根本上，行政罚款的数额还是相对较低和有限的。与此不同，环保公益诉讼的高额索赔，则像是打向污染企业的一记猛拳，大大提高了其污染成本。只是，在我们并不算长的环保公益诉讼实践中，却遭遇了有法可依但又有法难依的窘境，环保公益诉讼屡屡遭遇走不通的玻璃门。 　　事实上，于2013年1月正式实施的新民诉法已然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去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开展了8起环境公益诉讼，总索赔额达亿元，结果却是零受理。 　　而于草根环保组织来说，要么是尚未达到新环保法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资质，要么是缺少资金、律师、技术，多游离于公益诉讼之外而只能做些环保教育活动。 　　环保公益诉讼有法难依，对建立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形成了严重的瓶颈因素。玻璃门之外，社会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却手无寸铁，只能刷刷标语喊喊口号；玻璃门之内，环保公益诉讼被法律所尊崇与规制，却不过是镜中花如此情势，既不利于社会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与权益诉求。由此可见，打通环保公益诉讼的玻璃门已势在必行。 　　从中华环保联合会屡次碰壁来看，打通玻璃门首先需要司法的支持，否则，一切的前期动议与工作，都会变成徒劳。而于更多的社会环保组织来说，资金和技术层面的掣肘需要根本扭转。众所周知，诉索赔数额越大，诉讼费用就越大，除此之外，还有高昂的鉴定费用和严格的取证资格审批，这些都会将社会环保组织拒于公益诉讼的门外。 　　理论上，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社会，所以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目前，已有司法界人士指出，由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费用应该由国家承担。当然，若是污染企业败诉，诉讼费用依法应由败诉方负担。事实上，早在2011年，海南省就出台了《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解决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预交和负担问题。 　　而除了诉讼费之外，围绕公益诉讼还有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勘验费、评估费等等，完全靠社会环保组织承担几乎不可能。所以，之于环保公益诉讼，一方面需要梳理相关收费，予以减免等司法援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和发展环保基金，予以定向支持。环境保护本就是一项波及面甚广的社会事业，因此，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和公益诉讼，就需要各有关方面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