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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一层次的交易需求，也就是应付国际支付的需要。这对应的是过去常用的“特里芬比例”，即低限外汇储备应该能够应付三到四个月的进口支付需要。国际贸易是最基础的国际经济活动，应该予以最优先的保障。

按照这一层次的需求，海关总署公布的中国季度进口额的历史高峰值（2013年四季度至2014年四季度）不超过7000亿美元，对应于外汇储备满足进口需要的低标准大约是6500亿-7000亿美元。

第二层次的预防性需求是应付对外债务偿还的需要。这对应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的“圭多惕—格林斯潘”法则（Thumb of Guidotti-Greenspan），即低限外汇储备应该能够应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外债偿还的需要。

按照这一标准，根据国家外汇局的统计，2016年，中国短期外债为870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9%，占外债总额比例为61.3%，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28.9%。此外，中国短期外债的历史峰值为2014年的12982亿美元。因此，综合来看，预防性标准下外汇储备的低标准大约是13000亿美元，即使再留出一定的短期外债增长空间，现在的外储规模也远远超出了。

所谓第三层次的流动性偏好，也就是满足财富管理的需要。这对应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为主权财富基金单独运作。

管涛认为，对于这一层次的外汇储备需求，多少合适并无标准。至于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增强外界对本币和本国经济的信心，支持货币政策操作等需要，都可以归入第三层次的需求。

实际上，从增强信心的角度看，无论是哪一个境外机构试图攻击人民币汇率的机构，其头寸规模也难以和中国外汇储备相比；而境内居民如果出现换汇潮，再多的外汇储备也不一定够。因此，强化境内居民的信心从实际操作上讲比守住某个外汇储备规模更重要。而且，非正常需求的外汇流入最终会进行修正，体现为外汇流入，甚至会出现反向的超调，因此，只看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而忽略规模变动背后的原因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

目前国内债务融资成本高企、直接融资占比偏低，但近期境内国债利率上行最终或会向企业部门传导。从财政部发行债券的结果来看，发行外币债券成本还高于境内，而信用债定价又有境内外体系的差异，如果单看融资成本并没有明显优势。

但是从融资的可获得性以及境内信用债短期化的问题来看，境外长期资金以及直接获取美元，或许是境内发行主体所期望获取的优势。财政部进入市场发行，无疑会给后续入市的发行人以及存量中资背景美元债树立定价标杆。

更重要的是，此举或显示中国尽管外汇储备存量稳中有升，但仍鼓励跨境资金流入。

2014年以前，中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大量积累的外汇储备除了成为抵御风险的资本，也增加了对冲货币以及资金运用的压力。

不过，与彼时相比，目前中国经济体量扩大以及金融深化令货币需求大幅扩张，外汇占款已经不是负担而是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通过盯住利率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内部均衡是一个在探索中逐渐完善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设，离开对冲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实现利率和汇率稳定并不容易。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压力下降，外汇储备暂时在低一些的规模上实现稳定。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将是未来中国的重要政策主线，这对应了大量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如果战略继续推进也就意味着持续的资本输出和外汇占款下降。

发行离岸国债产生的美元流入将有助于平衡潜在的流出，3万亿美元或许是各方认可的外汇储备的规模。2018年中国将实施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在这一时点上也体现出应对外汇占款下降可能性的未雨绸缪。